[关键词] 乡村建设   新农村

2006年3月，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两会上，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规划纲要》，在纲要中，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十一五”工作的重中之重。无独有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亦曾掀起一股乡村建设运动，并形成了以平民教育促进会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会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同时以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为实验基地展开了实践活动，虽然结果由于诸多原因而失败，但其经验教训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许有所助益。本文拟就通过探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发展生产力、教育以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今天农村现状，为新农村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在《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说到“所谓乡村建设，及从乡村中寻求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之端倪。”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国家，农民是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农村经济好坏直接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而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与压榨及天灾人祸的背景下，一步步走向衰落。这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价格下跌。据固定税则委员会的报告，上海各种粮食价格，1932年和1933年比1931年平均每年跌落26%。1934年粮价又比1933年价格跌落了不少。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农民购买力下降，据张培刚计算，全国农民购买力如以1931年为100，则1932年为96.3，1933年为88.7，1934年为83.6^①。农民购买力下降，工业产品市场萎靡，大量工厂和商店倒闭，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828县1930-1935年间商店歇闭调查统计得出，从1930年起全国农村商店歇闭每年在13.1%-14.4%之间。由于农民收入下降，无法购买各种产品，且农村金融业形同虚设，并日益枯竭，导致农民在生与死的夹缝中挣扎，因此，医疗卫生与教育理所当然的与他们无缘。

面对这种颓势，20世纪20、3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抱着“复兴农村，复兴民族”的理想，深入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主要形成了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促进会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会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和以河北定县与山东邹平为代表的实验基地。

晏阳初与梁漱溟在研究中国农村状况时，形成了不同观点。晏氏认为中国农村衰败是因为存在四大问题：即“愚”、“穷”、“弱”、“私”，必须分别用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来解决，且提出了四大教育的实施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而梁氏以为破坏中国农村的主要力量有：政治上的兵祸、匪乱、苛征等，经济上的外国侵略；文化上的礼俗风尚的改变等，他认为三种力量中以“文化居先而政治最大”^②，正式由于盲目学习西洋文化而导致中国本位文化的衰落，从而乡村凋敝，要改变这一状况，他主张要建立一种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即：村学、乡学。“以培养中国的新政治习惯”^③。

虽然两人在看待中国农村问题时有所差异，但他们都认为乡村是中国的基础，要复兴民族、国家，“首当建设农村”^④，“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家；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⑤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乡村建设应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只有实现了农村的发展与据点，才能复兴民族、复兴国家。

面对农村这种颓势，他们积极地把他们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中，开始了真正的乡村建设运动。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经验教训。

首先，他们抓住了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即，生产力十分低下。受制于此，农民收入锐减，医疗卫生及教育没有任何保障。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农村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也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他们设立“改变农业试验推广机关”，向农民“介绍农业上新技术新机械，种种新科学的利用，和经营管理种种新方法。”^⑥同时形成了一套推广机制，即通过建立农村互助合作社来引导农民种植新品种，如邹平与合作社联合，合作社成员可领取新品种，成为表证农家，然后逐步推广。

建立农村互助合作社不仅可以推广新品种，还引导农民开展互助自强活动，梁漱溟曾说，乡村建设工作“必赖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⑦互助合作社还可以为贫困农民提供低利率的贷款，同时鼓励农民发展农村副业，力图使农村互助合作社成为农民自强的组织，以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其次，特别重视教育事业把教育与乡村建设结合在一起，把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在一起。

乡村建设始于乡村教育，晏阳初最初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其目的就是发展平民教育，于是在定县搞实验时，他确定了最低限度目标：即使农民能识千余字及其所代表的常识，同时引起他们读书兴趣。他认为，教育的落后，是中国乡村农民“愚”的根源，要改变它，必须发展教育事业。随着乡村建设的发展，愈来愈多的需要培养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建设，于是他们一方面组织“乡治讲习所，培养训练指导、经营合作的人才”^⑧，毕业后到乡村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则培训农民，使他们读书识字，并掌握一定技能。

这样，把教育与乡村建设联系在一起，把知识分子与农民联系在一起，通过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分子的推动，促进了乡村建设的一定发展。

第三，特别重视公共卫生和医疗，注重农民的身体健康。

当时几乎所有医院都设在城市中，农村中没有医院，而且医院收费十分昂贵，农民无钱看病。针对这一点，他们设立乡村医院，并培训医师，为农民看病治病。据统计，设立乡村医院的实验区有邹平、定县、无锡、徐公桥、江宁等。另一方面，他们针对当时的流行性传染病的泛滥，坚持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式来为农民注射预防针。同时，他们还号召大家要注重个人卫生，特别针对环境卫生，提出清理街道垃圾，进行卫生大扫除，以杜绝传染病的传播渠道。

通过采取这一系列的措施，农村的卫生状况及医疗状况有了一些改进，但是成效不大。

总之，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他们虽然抓住了生产力十分低下这一根本，但并未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即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此次运动具有改良性质。正如梁氏所言：“我们走上了一条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农民为苛捐杂税所苦，我们不能马上替他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他土地。他所要求的有好多事，需要从政治上解决，而在我们开头下乡工作时，还没有解决政治我问题的力量。那么，当然抓不住他的痛痒，就抓不住他的心。”^⑨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乡村建设运动注定是要失败。尽管如此，它仍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这或许对我们下面要探讨的今天农村现状有所帮助。

二、农村的现状

     1978年十一界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的跃升，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而农村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据2003年统计，农村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5倍，农民人均人均收入增长5.28倍，农村GDP增长了15.8倍，农产品供给充足，农民基本步入小康社会。^⑩但由于在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国家通过加大工农产品剪刀差和财政支出向城市偏重发展城市经济，而忽略和压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缺乏协调，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步伐滞后，甚至在少数方面出现了倒退。

首先，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据世界银行2002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告：2002年上半年城市收入与2001年同期的85%相比增长了175%，在过去的30个月里，农村的收入增长也有所加快，从2000年的19%上升到2001年的42%，2002年1-9月又上升到53%，但与城市相比仍十分滞后。¹¹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差别有所扩大。

根据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衡量居民收入差别的方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时，基尼系数也日益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为0.28，1995年为0.38，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标准到1999年已达0.456，据国家财政部科研所2004年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基尼系数已达0.458。¹²这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国际警戒线，并有可能在未来继续扩大，如果不及时地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则中国经济将面临着极大挑战。

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呢？首要原因便是农产品大幅下跌。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粮食市场出现疲软；粮价大幅下跌，虽然国家在1998年实行按保护价收购余粮；但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多年来粮价一直徘徊于低位。到2001年降到最低点，当时粮食生产区河南部分地区小麦的市场价格仅为0.66元/公斤，而据2002年农业调查普查的统计资料，我国农村住户中，有59.3%为“纯农户”而18.2%为“农业兼业户”；即，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两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75%¹³。如此低的价格，必然导致依靠农业收入的农民的收入无法增长。

第二个原因是农村现代化水平太低，无法进行规模化生产。农民还处于一种依靠传统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的方式进行生产，这便需要推广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及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而所有这些又都依靠于国家的支持。由于国家对农业投入太少，而从农民身上拿走的太多，严重损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由于农村中没有资金，导致许多水利设施无法整修，机械及优良品种无法推广利用，许多农技站及农技人员被迫关闭和转行，据统计2000年底，乡镇农技人员比1998年减少了8.8%。¹⁴

其次，农村受教育水平极低，教育十分落后。陈至立在《加快发展、深化改革、开创我国农村教育工作新局面》讲话中指出了“农村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8%，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同城市相差3年，2001年的平均预算内公共经费，农村小学仅为城市平均水平的31%，许多农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亟待改善，教师队伍素质有待提高。”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以及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中65.4%的水平。农村人口小学文化程度占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高于城市23.8%和4.0%的水平。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城市人口则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这无疑是中国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平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无疑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国家近年来也确实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清理学校乱收费、整顿改善办学条件等诸多方面做过许多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确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实现，乱收费现象有所遏制。但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在GDP中的比重却连年下降，从1990年的3.04%，下降到1999年地2.7%，与国际上低收入国家相比还低0.6个百分点。于是农村教育主要依靠农民自己花钱来保障，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谁受教育，谁投资”的谬论。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农民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尽近十年的收入，这种状况更随着高校扩招，学费日益昂贵而更加恶化。这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富者受高等教育，愈来愈富，而贫者无力受高等教育，贫者愈贫，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及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恶化。

同时，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为“三农”服务的能力太弱。近年来，虽然各地展开了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如通过放技术录像传授剪苹果枝的技术等方式，但这种培训似乎只注重形式而并无效果可言。而且，农、林业大学现在并不名副其实，许多农林大学力图综合化，摘掉“农林”的牌子，这就无法培养高技术的农业技术人员，无法为“三农”服务。

第三，在医疗卫生方面，农村中存在着“看病难，就医难”的突出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在控制传染病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使人民寿命提高了一倍。在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有85%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但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合作医疗大面积滑坡，只有10%的村有合作医疗，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1991-2000年我国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到6.59%，社会卫生投入从6.73%下降到3.26%。而同期农民个人支出从80.73%上升到90.15%。目前，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上处于自费医疗的状态。国家的这种忽略农村医疗卫生，导致了乡镇医院的私人化，医院设备简陋、陈旧，农村医务人员综合素质十分低下，药品管理松弛混乱，医保严重滞后且收费昂贵等一系列问题突出。

同时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极不合理。1991-2000年由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严重不足许多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必须通过收费弥补服务的成本，影响了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导致近年来部分地区儿童计划免疫任务不能完成等问题。使儿童及妇女的健康状况无法得到保障。

近年来，面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虽然开始发展新型合作医疗，以解决农民看病所带来的负担，提高人民的身体健康为目的。许多农民在其中感到了实惠，参与率大幅上升。但是在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地区，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方面，许多地区管理不善，出现挪用合作医疗资金，另一方面，违背农民自愿原则，地方政府为完成指标，强制农民参与，总之，农民受益少，且报销程序繁琐。鉴于此，农民宁愿自己花钱买药，也不参与这种复杂而受益不多的合作医疗，有些地区已有人开始退出。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虽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及其引发了许多问题长期存在，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利于小康社会的建设。因此我国在2005年就已经开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在2006年3月的“两会”上写入“十一五”计划，并把它作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三、对策及未来

 按照“十一五”计划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上述所论及的民国乡村建设能否对今天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现状提供某些经验教训呢？答案是肯定的。

虽然两者都所处政治环境不同，政府态度不同，但两者都是以农村建设为中心，力图改善农村建设，以复兴民族、国家。

有鉴于此，我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论述，从中探求有利于今天建设的经验：

首先，民国时期抓住了农村落后是由于生产力低下这一问题，且采取了一系列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如：推广先进经营管理，推广优良品种及先进机械，培养农村工作人员及技术人员等。所有这些对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有所裨益，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其次，两者都认识到教育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主要手段。民国时期虽未提及科教兴农的口号，却在实践中自始至终贯彻这一原则，即，以教育来提高农民素质，以发展生产。同时还通过教育来培养农技人员，针对这一点，我们今天应该突出农林高等院校的地位，努力为农业提供先进的人才，促进农业发展，树立为“三农”服务的思想。

再次，两者都重视卫生医疗，民国时期虽并未形成系统，但在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及预防传染病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提供了经验。而今天的医疗卫生是以前的发展，并形成了合作医疗体系，针对合作医疗体系，我们应该学习乡村建设者们鼓励医师去农村服务，以发展农村卫生事业。

综上所述，我发觉一种重要的东西在今天来说似乎十分缺乏，即：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这是一句多么有道理的话。这句话对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者们十分有必要。不深入农村，你怎么了解农民想要什么，从而也无法满足他们。中国共产党正是理解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才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今天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解决好了农民问题，中国现代化建设就会十分顺利。否则，中国现代化将经受考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必须深入到农村中，了解农民的需要；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唯有如此，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十一五”期间，政府一定会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把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放在各种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定能够把三农问题解决好！